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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引用 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下)  

2014-02-09 05:1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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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2-08 10:03 作者:唐德刚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
 
  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 “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 & Foreign] values)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来集体创造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家,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 (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练,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六、 宗师形象与 “不立文字”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既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着,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则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 (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 (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 “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主”; “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的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 (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 “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 “新文学”、 “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啊。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鳞(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七、“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儿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陈枪烂袍,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扇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
 
  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 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70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帐”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做“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70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那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 “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 “半肯半不肯。”
 
  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
 
  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 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1990、12、17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来源: 读者推荐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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