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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星光闪耀——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  

2014-08-17 04:38: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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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第一次革命的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和代言人之一。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美国人民之所以如此推崇杰斐逊,并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而是因为他是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他的民主思想始终是美国人民争取进步的推动力量。
  
  本文不准备对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作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因为一则是篇幅所限,二则是外国特别是美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大量的工作。这里只是根据个人的管见,就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加以初步的探讨和论述。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和批评。
  
  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
  
  对人民群众抱什么态度?这是杰斐逊与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特别是联邦党政客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联邦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轻视人民、仇视人民方面要算最典型的了。他辱骂人民是“野兽”,说人民群众没有统治能力。[1]他曾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切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名门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狂暴而变化无常。他们的判断和决定很少是正确的。因此,应该使前者在政府中享受一个显著而永久的地位。他们会制止后者的不稳。只有这样一个永久性的团体才能抑制民主的轻举妄动。”
  
  与汉密尔顿相反,杰斐逊对人民群众有无限的信心。首先他深信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判断能力。1813年1月13日,在致约翰·梅利什的信里,他写道:“他(指华盛顿——引者注)和我之间的唯一意见分歧在于:我对于人民的天赋完善和判断能力,比起他来,有更大的信心。”[2]他主张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因为他相信人民群众有自治和管理国家的能力。[3]1823年10月31日他在致科里的信里表示:“人民,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适度的教育时,是公众权利的唯一可靠的保管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正直的),因此应该参加统治,担任他们胜任的职务”。[4]在给法国重农学派尼摩尔的信里他写道:“我们两个人都爱人民,但是你把它当作幼儿加以爱护,没有保姆你是不相信他们的,而我则把他们看成是大人,他们统治自己我是放心的。”[5]在他看来,普通人民的常识比起贵族的偏见更值得依赖。只有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剥削劳动人民来肥己的人才有理由害怕人民。他说:“我就不害怕人民。为了继续保持自由,我们应该依靠的是他们,而不是富人。”[6]
  
  杰斐逊也承认人民群众有时也会偶然犯错误,但是他们“决不是故意的和怀有推翻政府的自由原则的有系统的、坚定不够的目的。”[7]他还认为即使人民有欺诈行为,那么这种欺诈行为所引起的弊害,也要比“人民的代理人的自私所造成的弊害更小。”[8]针对一些人关于人民愚蠢和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谬论,他发问道:“有时据说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靠不住的。那么他在统治别人方面是靠得住的吗?”[9]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总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合乎正义。[10]
  
  联邦党人要求让“有财产、有原则的”资产阶级贵族分子管理国家,但是杰斐逊对于富人抱轻蔑的态度,他说:“我从未见过人们的正直随着他们的财富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的。”他还认为所谓“上等人”是扩大社会正义的主要障碍,过去之所以愚昧,是因为过去曾被拥有财富有原则的绅士所操纵,他们使政府远离人民,掠夺纳税者,并且从事战争,造成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他认为即使承认人民是野兽,那么野兽的政府也比过去的主人与奴隶关系为好,更何况人民并不是野兽。[11]
  
  在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并且被视为“劣等人”的美国开国时期,杰斐逊能够对人民的能力和品德有无限的信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对于人民大众无限信任的另一方面,便是他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和蔑视。
  
  首先,杰斐逊对于专制君主及贵族僧侣的专横跋扈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寓居欧洲期间,目睹广大劳动人民在国王和贵族教士的折磨压榨下的悲惨情景,这更加深了他对于封建压迫者的仇恨。1786年8月13日他在给乔治·威思的信里写道:“……在这里(法国——引者注),尽管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天底下最好的气候,最善良的人民,最快活可爱的性格,然而我可以说这样受自然嘉惠的人民,却被国王、贵族及教士(而且只是被这些人)折磨得悲惨极了。”[12]更使他气愤的是,他发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欧洲君主往往是些白痴。他说:“路易十六是一个愚人……西班牙国王是一个愚人。……葡萄牙国王……天生就是一个白痴。丹麦国王亦是如此。……普鲁士国王……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和猪一样……这些动物变成没有思想和体力衰弱的人;每一个世袭君主经过几代之后都会如此。”[13]他又指出:“即使从这一天起一直到最后审判那一天止产生于我们共和制政府的全部弊害,与这个国家(指法国——引者注)在一个星期内在君主制下面所蒙受的苦难相比,后者也会大得多。”[14]他进一步指出:“在统治的借口下,他们(指欧洲封建统治阶级——引者注)把他们的国民分为两个阶级——狼和绵羊。”在法国,“每一个人不是铁鎚就是砧石”(意即不是压迫者就是被压迫者)。他又说:欧洲封建统治阶级就是“食人的动物”,“对于欧洲政府及掠夺穷人的富人,我不能用更柔和的字眼”。[15]
  
  杰斐逊特别憎恶基于世袭特权的贵族等级制度,认为这是人为地造成的不平等。他说:在欧洲封建等级制度下面,“人的尊严在人为的差别中丧失了,在这里,人类分成高低不等的几个等级,在这里,多数人在少数人的压迫下受痛苦。”[16]他不但仇恨封建统治者,而且也仇恨一切形式的暴君和压迫者。他从内心里痛恨拿破仑,因为他认为拿破仑是蹂躏人民自由的专制独夫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他在许多文件和书信中严厉谴责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有时说他的统治是“军事暴政”。[17]有时说它是“无原则的疯狂的暴政”,[18]或者“军事冒险家的篡权。”[19]因此,他坚决反对在美国建立独裁制度的一切企图,他警告说:万一在美国出现个人独裁的暴政,一切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独立战争的人,都“一定会感到困惑和沮丧!”[20]他痛恨暴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在自己的图章上刻上了如下的格言:“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21]
  
  应该指出:杰斐逊之对君主制的深恶痛绝,主要是早年的事,到了晚年他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君主制是最可取的政府形式。[22]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的立场,是杰斐逊全部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出发点。

 

       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革命权利
  
  自然权利学说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就被提出来了,经过17世纪英国平等派思想家、资产阶级新贵族思想家(特别是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发扬,到18世纪末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了。在独立战争前夕,自然权利学说也在美国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
  
  按照这个学说,在成立政府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们只是服从“自然法则”,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一切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生来就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自然权利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非同小可的革命,因为它的锋芒是直接指向中世纪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否定。众所周知,在专制制度下面,人们是不平等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贵族和僧侣却高高在上享有很多的特权。统治阶级草菅人命,任意践踏人民的自由,人民不但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失去了独立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3]
  
  但是自然权利学说一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从理论上摧毁了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这是因为,按照这个学说,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而这些权利是大自然所赋与的(或创世主赋与的,意思完全一样),而不是人世间哪一个权威“恩赐”的,也不是人民从统治者那里乞求来的。正是因为它是自然所赋与的,所以它是不能被剥夺的,也不能让渡给任何人。因此,自然权利学说一下子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认了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更不是任何统治者手中的“刍狗”。正是这个自然权利学说被杰斐逊全盘接受下来了。
  
  杰斐逊早在1770年就公开说过:在自然法则下面,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24]这是他关于自然权利的最早的言论。后来到1774年他在他所提出的《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个文件中又谈到自然权利,他指出:人们的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所赐予的。”[25]但是只有到1776年在他所执笔草拟的《独立宣言》原稿中,他才对自然权利学说作了正面的阐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6]
  
  杰斐逊的这句名言显然脱胎于约翰·洛克的学说,因为洛克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被自然赋与某些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财产权利。但是杰斐逊却没有照抄这个公式,他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阐明了自然权利学说,更重要的是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去代替洛克的“财产权利”。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财产权利”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字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带有原则性的大问题上他与洛克分道扬镳了:洛克站在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立场上竭力维护私有财产制度,而杰斐逊则突破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把广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这样一来,他就赋与自然权利学说以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学说。
  
  在发表《独立宣言》之后,随着时代的前进,根据斗争的需要,杰斐逊又一步一步地充实了自然权利的内容。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杰斐逊正在任美国驻法公使。当时他的老朋友拉法叶特为法国国民议会起草了一部“人权宣言”,在草稿里拉法叶特在列举人民的自然权利时,把“财产权”加了进去。当他向杰斐逊征求意见时,后者建议把“财产权”删掉,另外加上“生命权”、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发挥个人才能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抵抗压迫的权利。[27]在另一个场合,杰斐逊还强调,“选择他认为最能给他以舒适生活的那种职业”,也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28]这样,杰斐逊不仅继承了前人关于自然权利的学说,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它,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局限性,而更带有人民性。而且,他是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学说写进官方文件中的人。但是,杰斐逊并没有停留在自然权利学说上面,他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出发点,进一步发挥了人民主权论的思想。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在列举人民的自然权利之后,紧接着便指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29]这就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最高主权者。这样,他就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人民主权思想。当然,人民主权思想也不是杰斐逊首创的,它的历史和自然权利学说同样悠久。但是,杰斐逊却有他自己的贡献:第一,他把这个思想用朴素的语言写进《独立宣言》这个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去,使其成为指导美国人民和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一句话,杰斐逊把人民主权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了。第二,他使这个学说的内容更具体化了。1793年他写道:“我认为组成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的一切权威的来源;他们有靠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代理人来处理他们公共事务的自由;有撤换这些代理人的个人或他们的组织的自由,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30]这里,他不仅重申人民主权思想,而且讲明人民应如何行使主权。1820年,他又写道:“我除了人民自己以外,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社会的终极权力的安全的保存者;而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不足以使他们用健全的辨别能力行使他们的管理权的话,补救之道并不是把它(指权力——引者注)从他们手中夺走,而是用教育去改进他们的辨别能力。”[31]这里,他又指明了人民无力行使主权时的补救办法。
  
  杰斐逊不仅对于人民主权学说作出了以上贡献,而且他还是终生忠于人民主权学说的,1824年苏格兰人达维德·休谟发表文章攻击“人民是一切公正政权的源泉”的原则。当时,杰斐逊以垂老之年,愤怒地斥责了休谟,他问道:“这个背叛自己同胞的学术界败类(指休谟——引者注)如果不到社会上大多数人中间去寻找公正的权力的来源,那么他到哪里去找呢?它来源于少数人吗?或者来源于这些少数中间的个别人吗?”[32]
  
  人民主权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推翻了中世纪以来盛行的“君权神授说”,把国家权力的来源从上帝手中转到人民手中。杰斐逊之大力宣传这个人民主权思想,是他的不可泯没的功绩之一。
  
  以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杰斐逊又深入地论证和发挥了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在他看来,既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侵犯人民的权利并且开始压迫人民的时候,人民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利举行革命或起义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杰斐逊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思想,首先发表在《独立宣言》里。他在这个《宣言》里宣布: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当一个政府在一个时期开始实行的一连串的暴政和倒行逆施(并且一成不变地追求同一个目标)表明它决心要把人民放在绝对专制权力的淫威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且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33]
  
  这样,杰斐逊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他们有权利用革命手段推翻压迫人民的政府。当然,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也不是杰斐逊首先提出来的,在早于他一百年前,洛克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但是杰斐逊第一个把这个思想写进官方文件里,并且在美国人民反英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宣布了这个思想,这就使这个理论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对于激发美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来说,起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在谢斯起义失败后,杰斐逊不仅捍卫了这个思想,而且还热情洋溢地歌颂革命。他写道:“让他们(指人民——引者注)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的肥料。”[34]他又写道:“……我们的确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单凭理性而不流血地改革政府的美好的榜样,并且以此而自豪。但是世界太受压迫了,所以不会从这个榜样中得到好处。”[35]
  
  由于杰斐逊有了这个思想,所以在1789年震动全欧的法国大革命轰然爆发后,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法国人民的英雄业绩。1793年1月3日他在一封信里毫不含糊地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在雅各宾党人领导下废除君主制的划时代的伟大举动,并且赞许了巴黎人民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他虽然为一些无辜者死于革命者之手感到惋惜,但他同时又指出:“全世界的自由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曾经有过用如此少的无辜者的血赢得的奖品吗?我自己的感情由于这个事业的某些殉难者而受到挫伤,但是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遭到破坏,也不愿它失败;即使每个国家在保存自由时只剩下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也比现在更好。”[36]他在欢呼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也为法国大革命进行辩护。1793年1月3日他写信谴责威廉·肖特,因为后者曾“责难法国雅各宾党人的举动。”[37]
  
  杰斐逊之所以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因为他看到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宣布的原则,也在法国胜利了。他写道:“在美国进行的诉诸人权的行动,也在法国开始了,而且在这方面法国走在欧洲诸国的最前头。”“我认为法国政府的成功的改革,保证了欧洲的普遍改革及现在备受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折磨的欧洲人民的一个新生活的开始。”[38]
  
  杰斐逊不但强调人民的革命权利,而且还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在谢斯起义失败后,他不但指出人民定期举行暴动的必要性,而且认为人民之有反抗精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培养和发扬这种反抗精神。他写道:“……但愿我们每隔二十年发生这样一次起义。”他认为定期举行暴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民可以通过暴动来警告统治者:人民是不可侮的,这样就会使统治者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不敢继续侵犯人民的自由。[39]他又写道:“我喜欢时常发生一点儿叛乱,它好像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40]在谈到自由制度时,他写道:“我宁肯喜欢会引起危险的自由,也不愿意有平安无事的奴隶制”。[41]杰斐逊关于反抗精神的言论,可以说是发展了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
  
  杰斐逊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里真可谓“惊世骇俗”的了,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许多人的反感。甚至他的传记作者约翰·马士也认为他的这些言论是“愚蠢的”。[42]但是,这里应该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杰斐逊虽然主张人民有举行革命或暴动的权利,一再歌颂革命,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暴动的煽动者。约翰·马歇尔的传记作者把杰斐逊说成是一个人民叛乱的煽动者,是对事实的歪曲。杰斐逊的传记作者马隆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认为杰斐逊有关革命或暴动的言论,一般都不是直接对人民群众讲的,而是私下对统治阶级人物讲的(往往是私人通信),他既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暴动,更没有直接领导人民起来暴动。[43]谢斯起义时,他正在法国。
  
  第二,杰斐逊到晚年已不再坚持革命的权利的思想了,而且公然反对过火的革命行动。他这个态度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特别显著。他在1815年2月19日致拉法叶特的信里写道:法国共和主义者不满足于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要求实行更进一步的改革,“……法国国民接着所蒙受的苦难及罪恶,都来自共和主义者这个改革的错误;来自他们和你本人及立宪派的分道扬镳……结局,用他们所取得的有限制的君主制换得了罗伯斯庇尔的无原则的、血腥的暴政以及波拿巴的同样无原则的和疯狂的暴政。”[44]1817年杰斐逊又强调了这一点,他在致法国朋友马尔布阿的信里写道:“当我在1789年末离开法国时,你们的革命,在我看来,是在有能力的正直的人们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们的疯狂,其他人的恶德”等等“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可悲的时期。”[45]到晚年,杰斐逊在自传里又写道:“我们应该把[法国]王后幽禁在一个修道院里,使她的权力不致为害,并且把国王放在他的位置上,授以有限的权力,我相信这个权力他是会按照他所理解的程度老老实实地行使的。这样就不会产生招致一个军事冒险家(指拿破仑——引者注)的篡夺的王位空虚,也不会有机会使这些穷凶极恶的行为蹂躏世界诸国并且毁灭它的几百万生灵。”[46]因此,菲利普·方纳教授认为杰斐逊“并没有对‘过度的民主’(亦即过火的革命行动——引者注)感到不愉快”,[47]是不合事实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但是,不管怎样,杰斐逊所宣扬的革命的权利的思想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世界广大地区人民在封建专制的暴政下呻吟的时候,杰斐逊之关于人民的革命的权利的呼声,的确起了发蒙启聩的作用,它不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且也推动了欧洲及拉丁美洲的革命。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认为“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与生俱来的、普遍的革命的权利的观念”,是美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十大贡献之一,而且是首要的贡献。[48]这个说法虽然未免有些夸大,但是也说明了一定的真实情况。

 

       杰斐逊的理想国
  
  杰斐逊所向往的理想国是民主共和国。在他看来,只有每一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政治管理的国家才够得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成份之多少,是与公民直接参加管理的程度之大小成正比例的。但是他又认为这样纯而又纯的民主共和国在现实世界上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在广土众民的国家。[49]因此,他不得已而求其次,认为尽管人民不直接参加政治管理,但只要具备下述几个条件的,就算是民主共和国:第一,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他写道:“人民对于他们的政府机关的控制,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为共和制的标准。”[50]“除非群众对于被委托以政府权力的人保留足够的控制,否则那些人就会变为压迫者。”[51]第二,政府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且执行这些意志。他说:“政府只有当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且执行了这个意志的时候,才能是共和制的”。[52]第三,保障人民的一系列自由权利。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一)实行健全的选举制度,其中包括普选制、公正代表制及短期改选制
  
  杰斐逊认为,普选制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及矫正弊政的最好的手段。他说:“近代……发现了这些权利借以得到保障的唯一方法,那就是:人民统治的政府,但是人民不是亲身,而是由他们的代表,即由每个成年的、精神正常的男子选出的代表,进行统治”。[53]他又说:“普遍选举权可以温和地、安全地矫正弊病,而在缺乏这种和平补救的方法的地方,这些弊病是要用革命的刀剑斩除的。”[54]
  
  因此,杰斐逊在一生中一直坚持主张实现普选权。1783年当弗吉尼亚州制订州宪法时,他主张把选举权扩大到每一个土地所有者身上:在城市拥有四分之一英亩、在乡村拥有25英亩的土地。他这个主张乍一看来似乎要在选举权上面加上财产资格的限制。其实不然,因为他在提出这个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另一个主张:成年男子凡其土地不足此数者,都应该从政府那里领取50英亩的土地。[55]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普选权。而且他在许多其它场合一般都主张干脆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把选举权扩大到每一个男性公民身上。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写道:“我始终是同情[普遍选举权]的。我仍然看到颇为正直的人认为拥有某些财产对于独立精神是必要的,因而主张把选举权局限于财产所有者。我却相信:如果选民人数过多,就会使收买手段行不通,从而可以减少买卖选票的危险。我可以进一步说:我从未看到人们的正直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56]1816年他又写道:“让每一个参加战斗的男子或缴纳财产税的男子都在选举中享有他公平而平等的权利吧!”[57]在另一个场合,他要求“一切自由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只要他居住一个地区满一年或参加民兵服役一年者。[58]他在一次私人通信中又表示:假如他出席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话,他会“提议实行普选权的;因为我始终赞成它。”[59]因此,比尔德关于杰斐逊并不想放弃选举权方面的财产资格的说法,[60]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杰斐逊主张实行公正的代表制,代表人数应该与选区人口成正比例。这是针对南方种植场主的特权而提出的,因为弗吉尼亚州东部诸郡是种植场主集中的地区,人口虽少,但是在州立法会议中的代表人数与西部人口众多的小农聚居的诸郡相等,[61]这显然有利于种植场主。
  
  最后,杰斐逊也强调议员短期改选的必要性,反对议员长期任职。他说:“……这些代表或者要随时选出,或者选举间隔时期要短,以便保证代表们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距离公民的直接的、经常的控制愈远,政府的共和性质就愈少。”[62]
  
  (二)限制政府的权力
  
  在分析欧洲制度的弊害时,杰斐逊得出了一个结论:各国政府的发展趋向是权力的自我膨胀,以致超出了人民的控制之外,结果势必产生腐化和暴政。他担心这种情况如果也出现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果实将化为乌有,人民的血也就白流了。为了防止美国政府权力膨胀及出现暴政,他赞成采取两个重大措施:
  
  第一,实行三权分立,以收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之效。他认为把三个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主体或个人手中,就会产生压迫人民的暴政。他指出:古往今来,一切政府,凡是“把全部管理权力都总揽和集中到一个主体手中的,……都毁灭了人的自由和权利。”[63]把三个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中,“恰恰就是一个暴虐的政府。”因此他要求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它不仅仅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而且在几个政权机构之间实行分权和互相平衡,俾无一个政权机构能够超越其合法限度之外,而由其他机构予以牵制和限制。”[64]
  
  在杰斐逊看来,不仅三个权力要分开,而且三个权力还要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不使任何一个权力过大,以致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他认为尽管三个权力分开,如果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大,也会发展为暴政。他感到:如果议会权力过大而不加以限制,也会产生暴政。他说:“这些权力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也不会减轻[暴政的程度]。173个暴君(下院有173个议员——引者注)和一个暴君一样,都会压迫人。他们即使是由我们自己选出的,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一个选出来的暴政,并不是我们争取的政府。”[65]
  
  但是,杰斐逊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行政元首的权力。他尤其担心美国联邦宪法规定的总统连选连任制,他认为这样将为总统的终身职铺平道路,而总统的终身职必然导致总统权力膨胀及个人独裁。他在致麦迪逊的信里表示坚决反对总统连选连任制,认为这是违反官职轮流制的精神的,“经验和理性都告诉我们:第一任元首总是会被连选的,如果宪法允许的话。那么他就是终身职了……只要回顾一下古代及现代君主选举的历史,就可以证实我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66]因此他主张实行总统一任制(四年任期期满之后,不能第二次被选为总统)。后来他又作了让步,同意总统在第一任期满可以连选连任,但是第二任期满就不能被选为第三任总统了。为了履行自己的主张,他自己在任八年总统后,主动放弃竞选,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先例。[67]
  
  其实,问题并不限于总统的连选连任,比这更重要的是宪法授给总统的权力过大。按照联邦宪法,美国总统不但掌握全部行政大权,而且也可以干预立法大权,因为他享有否决权,可以否决国会所通过的任何一项法案。而且,他在战时还有统帅整个陆海军的大权,可以行使独裁权力。一言以蔽之,总统的权力远远超出行政权力的范围,因而有发展为独裁者的危险。但是,杰斐逊对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这是他的不彻底的地方。
  
  后来杰斐逊又看到破坏三权的牵制平衡和侵犯人权的最大威胁来自最高法院。当时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时常利用联邦宪法规定的司法权,任意以“违宪”为理由判决国会所通过的法律为无效,往往一些进步性的法律被他否决掉了。因而司法机关的权力骎骎乎凌驾于国会和总统之上,并且成了阻碍进步的反动堡垒。因此,谴责联邦最高法院的文字充满了他的书信和文章。他指出:“我们最害怕的便是联邦法院。那个机构和地心吸力一样,一直在行动着,一声不响地前进着,一步一步地得势”。“认为法官是一切宪法问题的最后的仲裁者的学说,是很危险的。这个学说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寡头统治的暴政下面……”。他认为司法机关这样专权,是会取消大多数人的意志、毁灭民主的。他警告说:“在大多数人的法律停止被承认的地方,政府就会终止;最强者的法律就取而代之。”[68]他也要求州政府实行三权分立,并且使三个权力机关互相牵制、互相均衡。
  
  在这里,关于杰斐逊的三权分立的主张,还需要辨明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杰斐逊与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都是自然权利及人民主权论者,但是在权力划分的问题上,卢梭的见解主张却与杰斐逊大相径庭。卢梭反对三权分立,认为权力不可分割,理由是人民的总的意志是不可分割的。显然,卢梭的这个论点是不切合实际的空论,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做,只能导致暴政,而这也是与卢梭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杰斐逊的思想比卢梭的思想更为接近现实主义。
  
  第二,比尔德和马隆二人都认为杰斐逊的三权分立主张与联邦党人一致。[69]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尽管杰斐逊和联邦党人都强调三权分立,而且杰斐逊也表示赞同1787年联邦党人所制定的联邦宪法中所体现的三权分立原则,但是二者在目的及具体主张上有很大的不同。杰斐逊强调三权分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府蜕化为压迫人民的暴政机关,是为了杜绝独裁的出现;而联邦党人实行三权分立的目的,却在于抵消人民群众及广大选民对于政府机构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比尔德夫妇论述得最为精辟)在具体主张上,如前所述,杰斐逊反对联邦宪法中关于总统可以连选连任的规定,因为这会造成总统终身职从而导致个人独裁;他也反对联邦宪法授与司法机关太大的权力,认为这会破坏三权的平衡,造成司法机构的专横及对于人民权利的蹂躏。
  
  总而言之,杰斐逊之强调三权分立及实行严格的互相牵制、互相平衡的制度,是出于他的深谋远虑,实际上也是防止暴政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历史意义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不但杰斐逊的三权分立主张值得肯定,而且法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也应该肯定,因为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限制君权,是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大胆挑战。不仅如此,而且近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实行的三权分立,也有其限制暴政及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的积极的一面,是未可厚非的。因此我们过去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及研究中把三权分立说得一无是处,把它一口否定,说这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把戏等等,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杰斐逊所提出的防止权力膨胀及暴政的第二个措施是地方层层分权制。
  
  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制度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国度推行,杰斐逊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在美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大国照样可以实行共和制度。不过,在他看来,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了真正实现共和制度,中央集权是不行的,必须实行地方层层分权制。他举出许多理由痛陈中央集权的害处,他写道:“当国内外一切政务,事无巨细,均集中到作为一切权力中心的华盛顿的话,它将使一个政府部门对于另一个政府部门的牵制成为无力的了,并且变为和我们与之分离的那个政府(指英国政府——引者注)同样腐败和暴虐的了。”“把一切州权都集中到全国政府手中,就会增加盗窃、投机、掠劫、冗员及钻营官职的机会。”[70]因此,他建议把国家的权力分散到地方各级政府,实行层层分权的地方自治。他认为这样好处甚多:
  
  第一,可以防止“我们的政府的蜕化,可以防止它的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人、少数人、出身名门的人或多数人手中。”[71]
  
  第二,可以收人民监督政府之效。他说:“我们国家太大,以致不能由单一的政府去管理它的一切事务。公仆距离他们的选民的监视是如此遥远,以致无法管理和照看一切为了很好地治理公民所必需的细节;同样,由于他们的选民无法识别,会促成公仆的腐化、掠夺和浪费。”[72]而实行地方层层分权,就可以免除上述种种困难和弊病。
  
  第三,可以使得每个人都关心政治及国家大事。他认为,只有每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才会有好的政府,而要想使每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只有实行地方分权,把行政管理的区域加以限定才有可能。如果政府远离人民,或者高高在上,那么群众的关心就会消失。[73]
  
  第四,可以避免形成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是中央集权的产物,相反地,如果实行地方层层分权的地方自治,则官僚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它不但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杰斐逊素来就反对官僚制度,这是因为他感到官僚制度不仅是人民自由的大敌,而且也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养活一大批官僚,需要一大笔费用),从而增加人民的负担。他之所以主张地方分权,目的之一就在于摧毁官僚制度形成的基础。为了避免官僚制度之出现,他还主张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个人的经济行为。他认为,政府干涉经济活动愈多,管理经济的机构就愈庞大,官僚机构势必加强。[74]
  
  总而言之,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为了防止出现独裁和暴政,杰斐逊不但要求实行三权分立,而且也要求实行地方层层分权,这二者都是互相牵制、互相平衡的原则的体现。如果说三权分立是这个原则的横的表现的话,那么地方层层分权就是其纵的表现。[75]
  
  除了上述组织上的措施外,杰斐逊又提出发展教育,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的办法,来提防政府的蜕化及走上暴政。他认为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更有效地监督政府,以防止它蜕化变质,防止出现暴政及独裁者。他写道,“经验表明:即使有了最好的政府形式,那些被委托以政权的人们总有一天,靠缓慢的动作,把政权转化为暴政;我们相信防止这个转变的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普遍地尽可能启迪人民的精神,特别是授给他们以历史知识,以便掌握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经验,使他们能够识别一切形式的野心,并且迅速地运用他们的自然力量来击败它的目的。”[76]“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自己的权利的唯一可靠的保卫者,也是被利用去破坏这些权利的唯一工具。假如他们不受欺骗的话,他们的确不会同意那样被利用。为了避免这一点,他们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教育。”“这些人(指穷人——引者注)依靠普及教育的法案,将有能力理解他们的权利,有能力维持它们,并且用知识去行使他们在自治中的职权。”[77]“我认为除了人民自己而外,任何人都不是社会终极权力的保管者,而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知识还不足以用健全的判断力行使他们的控制权的话,补救之道不在于从他们手中夺走这个控制权,而在于靠教育来提高他的判断力。”防止权力堕落为暴政的有效的手段,便是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普遍地启迪人民的智力。”[78]
  
  这便是杰斐逊为了防止暴政而构想出来的一整套措施,尽管它们或许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对于后世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颁布《权利法案》,以保障人民的自由
  
  杰斐逊反对1787年联邦宪法的理由之一,便是它缺少《权利法案》,没有保障人民的一系列自由权利。他认为,政府应该颁布《权利法案》,以保障下述几种自由:
  
  首先是言论自由。杰斐逊反对加在人的精神上的任何枷锁,[79]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因此他也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个共和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且从法律上加以保障。他强烈地反对政府用暴力的手段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他反对“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指出,人们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及表达思想的自由,人就不过是一架肉的机器,只能靠外力而活动。[80]他主张人民有权利批评政府,不管这个批评对与不对。人民也有权利发牢骚出怨言,政府不应该加以禁止或治罪。[81]他说:在人们的意见变为公开的行动之前,政府不应当干涉意见的表达。[82]“政府的立法权力只能干涉行动,而不能干涉意见。”[83]为什么一个政府应该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呢?他提出以下一系列理由:
  
  第一,在人们中间,意见一致是不可能的。他说:人们意见之不同,“各如其面,是合乎我们的自然法则的,所以应该以同样宽容的态度对待。”[84]第二,言论自由可以使真理胜利,使谬误不致为害。他说:“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它自由表达出来的话,它总会胜利的,……谬误会失去其危害性,当被允许自由地去反对它的时候。”[85]他相信:人是有理性的,有良知良能,如果享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会使真理愈辨愈明。第三,“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的唯一合法的基础,保护它的自由表述,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的”。[86]“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意见,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维持那个权利。”[87]
  
  其次是出版自由。杰斐逊认为出版自由甚至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只影响少数人,而前者可以影响全国各个角落。[88]他指出,出版自由的益处很多,特别是它可以防止野心家篡夺国家大权。他说:“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出版自由。因此,那些在怕别人研究自己行动的人们首先做的事情,便是禁止出版自由。因此,我确信:打开真理的大门,加强靠理性检验一切事物的习惯,是我们能够加在继承人手中最有效的手铐,以防止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意志去束缚人民。“[89]他是如此重视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以致说出这样的话:“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踌躇地表示欢迎后者。”[90]
  
  杰斐逊也承认,在美国,报纸是真理、投机、推想及谎言的大杂烩,但他相信在通过公共教育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水平后,他们自然会识别真理与谎言的区别。他宣称:“在报纸的滥用与正当使用之间很难划分清楚的界限,因此在区别真理与谬误方面,我们认为与其相信长官,不如相信公众的判断。”[91]
  
  再次是宗教自由。杰斐逊特别重视宗教自由,这是因为在殖民地时代,宗教是极端不自由的。国教教会是与政权合一的,政府强迫居民信仰国教。国教教会对于异教徒进行残酷的迫害。在新英格兰,任何人凡说话写文章带有异教徒色彩者,均被严惩。在弗吉尼亚也是如此。长老会派、教友派均受迫害。按照习惯法,异教徒要被处烧刑。[92]正是针对这些情况,杰斐逊才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要求。他指出:信仰纯粹是个人的事情,国家不应该干涉。他说过一句名言:“我的邻居说上帝有二十个或者没有上帝,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损害。既没有掏我的腰包,也没有打断我的腿。”[93]他不仅要求信仰自由,而且还要求国家与教会分离,并且反对信徒纳税来维持教会的存在。他认为教士是寄生虫,因为他们是靠信徒的纳税而生活的。他说:“强迫一个人捐献金钱为的是普及他所不信仰和讨厌的见解,是一种犯罪的、暴虐的作法。”[94]他认为国教是富人的宗教,非国教教徒完全是穷人,因此应该免除非国教徒的纳税负担。[95]
  
  总之,精神自由是杰斐逊所最关心的东西,而宗教信仰自由是精神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他为了宗教自由的实现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在1779年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出了宗教自由法案,并且获得通过。他颇以此而感到自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但是必须看到,杰斐逊虽然为了争取人民的一系列自由而作出很大的努力,但实际上像他所主张的这种绝对的民主是不可有的。比如,1776年他在为弗吉尼亚州草拟宪法时,他曾建议宗教自由“不能被理解为替任何反对民主政府的权威的煽动性说教和讲话提供法律根据。”1783年他在为弗吉尼亚州提出另一部宪法时,他虽然使报纸免除了事先的审查,但是却规定对于报道不真实者追究刑事责任。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他的共和党政府在纽约对一个联邦党编辑起诉,理由是他对杰斐逊总统进行过煽动性的诽谤。在同一年,杰斐逊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并且把无情攻击他的一份报纸附在信里,要求这位州长对这家报纸进行起诉,因为这样做“对于恢复报纸的诚实会发生有益的影响。”1804年,他在给艾比盖尔·亚当斯的信里写道:“虽然我们否认国会有权利控制出版自由,但是我曾经主张州长有这样做的独占权利。”[96]这说明杰斐逊主张的“理想共和国”仍不过是“理想”而已。
  
  (四)定期审查、修改宪法和法律
  
  杰斐逊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宪法和法律以及制度等等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到一定时候,必须重新审查它,修改它,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特别是上一代人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由于时代前进,出现新的情况,已经不能满足下一代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修改。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个主张,他发表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现在把他的见解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世界始终属于活着的人,他们有权利管理世界和支配自己。死去的人没有权利以自己所制定的宪法或法律去支配下一代的活人。如果把上一代人制定的宪法、法律强加在下一代人身上,那就是暴力行为。[97]第二,有的人认为上一代人的智慧过人,所以他们所留下来的宪法、法律、制度、方针及政策都应该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上一代人不论如何明智,但是他们却没有“今天的经验”,他们预见不到他们死后的时代变化,因之他们所留下来的典章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加以必要的改革。[98]第三,“法律和制度必须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一道前进。当人类精神愈益发展,愈益开明的发现、新的真理被揭示出来而且习俗和见解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制度也应该前进,以便与时代保持同一个步调。要求社会永远处在它们的野蛮的祖先的支配下,就等于要求一个成年人始终穿儿童时代的衣服。”[99]第四,欧洲之所以发生了流血革命,就是由于欧洲的君主顽固地抱着旧时代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不放,不肯进行改革的结果。“他们的君主不是明智地向逐步变化的环境让步,同意采取进步措施去适应进步的环境,而是顽固地抓住旧日的弊政不放,躲在不变的习惯背后来掩护自己,从而使得他们的臣民不得不通过流血和暴力进行粗暴的、毁来性的变革,……我们千万不要重蹈这个覆辙”。[100]第五,只有活着的人,而且只有活着的大多数人,亦即人民群众才有权利制定修改宪法和法律,并且“使宪法成为他们认为对他们是有利的宪法。”[101]第六,只有现时活着的人们才能享有权利和权力。因此,死人无权利用他们的典章制度来束缚活人,活人有权利改变上一代人留下来的法律和制度。[102]总之,在杰斐逊的眼中,活人比死人更重要,大多数人的幸福比法律更为神圣,宪法和法律应该为活着的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
  
  杰斐逊还为宪法和法律的审查、修改规定了年限,他主张每隔19年重新审查、修改一次旧的宪法、法律及制度,因为他认为19年正好是一个世代。[103]他还警告说:假如不这样做的话,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假如这一条渠道被堵死的话,它将通过暴力的渠道表现出来,而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样要经历无休止的、周而复始的压迫、叛乱、改革;压迫、叛乱、改革……一直这样循环下去。”[104]

 

  社会经济改造方案
  
  杰斐逊不但以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为己任,而且也梦想建立一个社会上和经济上相对平等的、没有剥削的、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方案:
  
  (一)铲除“人为的贵族”,用“自然的贵族”取而代之
  
  杰斐逊本人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他最看不起贵族。他认为当代美国的贵族是以门第和财富为基础的,并且称他们为“人为的贵族”。他说:这样的贵族“既无道德,又无才能”,是社会上的蠹虫,是“政府里面的败类。”[105]这种“人为的贵族”之存在,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要求铲除这样的贵族。为此,他提议采取以下几种措施:第一,废除嗣续限定法;第二,废除长子继承制。他认为实施这两项措施将从经济上打击“人为的贵族”,“砍掉人为的贵族之根”。弗吉尼亚之废除这两种制度,就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得意地说:在整个独立革命中,没有任何改革比弗吉尼亚之废除除嗣续限定法及长子继承制更为重要的了。但是实际上如贝林所指出的,嗣续限定法和长子继承制从来都没有在北美生根,甚至在潮水地带的弗吉尼亚也是如此。在土地价廉和容易取得土地的地方,这种法律上的限制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因而在革命期间及革命后在法律上废除嗣续限定法及长子继承制,并未起过多大的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在这以前,北美地广人稀的条件就已经判决了它们的死亡。[106]其实,在南方,为了砍掉贵族之根,更有效的办法是消灭种植园奴隶制度,而对于这一点杰斐逊似乎没有认识。
  
  在杰斐逊看来,铲除“人为的贵族”,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他还主张另外培养“自然的贵族”来代替“人为的贵族”管理国家。在他眼中,所谓“自然的贵族”便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让人民去自由选举,把自然贵族选出来,而摒弃人为的贵族。一般说来人民会选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的。”[107]到1813年他又表示:“如果我们自己的公民的道德、物质状况使他们有能力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去管理自己的政府,并且每隔不长的时间就重新举行选举以便使他们有可能撤免不忠诚的公仆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108]
  
  (二)消灭贫富悬殊现象
  
  杰斐逊反对财产上的极端不平等现象。1785年10月28日他在致麦迪逊的信里指出财产上的“这种极大的不平等的后果给广大群众带来那么悲惨的生活”。他说:“无论何时在任何国家出现荒废土地及失业的穷人,这就说明财产法扩展到侵犯自然权利的地步。”[109]他看到富人对于穷人的掠夺,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认为这是人吃人的现象。[110]1785年秋他在法国枫丹白露由于亲眼看到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而伤感不已,并且敏锐地看出: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111]然而,他又“感到平均分割财产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主张采取温和的措施:“让它的分割与人心的自然感情联系起来进行,静悄悄地缩小财产上的不平等。”[112]他提议采取下述几种措施:第一,实行累进所得税:“豁免财产在某种标准以下的一切人的税,而按几何级数向财产在这个标准以上的人征税”。第二,把未开垦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人。[113]1776年他向弗吉尼亚的代表大会提议,凡土地财产不及50英亩的人,都应该无代价地分到50英亩的土地;土地财产在50英亩以上的人则无权分到土地。他同情在边远地区的“占地人”,他赞成把西部国有土地分成小块无代价地分配给他们,而不是卖给他们,并且希望这些贫苦的劳动者在分到土地后,不必向州政府缴纳地租。他反对政府把国有土地赠送已经拥有大量地产的人。[114]但是,杰斐逊的这个主张只停留在口头上,当他在1800年任美国总统后,他并没有实行这个主张。1804年他所颁布的土地法虽然降低了西部国有土地的出售条件,还可以分期付款,但距离无代价分配土地还是很远的。
  
  (三)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
  
  杰斐逊对于上升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抱很大的反感。在英国的旅行,使他亲眼看到英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蒙受的种种苦难。而且,他还看出,资本主义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人陷于赤贫和破产,“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变成贫穷的自动机器。”他认为商人在市场上*买贵卖,这个职业不可避免地导向狡猾欺骗,并且通过投机、阴谋及操纵造成大量财富的集中。[115]因之,他很自然地要求美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按照他的想法,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灾难,应该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他希望美国人民“既不从事商业,也不从事航海业,……我们全体公民都将是农民。”他说:“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作台旁劳动,或者手摇卷线杆。……让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吧!”[116]
  
  在杰斐逊看来,美国得天独厚,有条件成为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他说:“在欧洲,土地或者被开垦出来,或者被封锁起来不让耕种者染指,因此,不得已只好依靠制造业来维持其过剩人口。但是,我们却有大量土地在吸引农民去耕种”,因而美国的“全体公民都去从事土地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117]他之所以希望美国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还因为他感到自由平等的和独立的农民是政治民主的最好的基础,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破坏民主政治的基础。他相信生产方式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性格。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我们拥挤在大城市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将和欧洲一样腐化下去,而且和那里一样互相残食。”他还认为,在工业社会,工人依赖于资本家,而“依赖会产生奴性及贪财心理,扼杀道德的萌芽,并且为野心家的阴谋准备适当的工具。”他说,“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其他阶级的总和与农民的总和之间的比例,是不健康的部分与健康部分之间的比例,并且是衡量它的腐化程度的晴雨表。”[118]他又说,“工匠阶级是罪恶的勾引者,是一个国家的自由会借以被全面推翻的手段。”相反地,一个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则会培养人民的善良的品德,从而对于民主政治的巩固发展大有裨益。他用最美好的词句去歌颂农民的美德。1785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耕种土地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是最为生气勃勃的、最独立的、最有德行的人,他们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且用持续不断的纽带和它的自由及利益结合为一体。”[119]
  
  其次,杰斐逊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衡量,农业也远比工业更为优越,因为前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后者更多得多。他说,“最能增进国民财富的是可以诱发农民勤劳的大量未垦土地呢还是制造业?主要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农民把劳动用在土地上,会使土地自动增加大量的东西:每播一粒小麦于地上,就会生出20、30甚至50倍小麦,相反地用在制造业上面的劳动却不会增加新的东西。几磅的亚麻在他手中只会生产出几个本尼威特(英国金衡单位,等于1.555克——引者注)的花边。”[120]但是,如马隆所指出的,杰斐逊之喜爱农业社会而讨厌工业社会,更多地基于道德的政治的理由,而不是基于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理由。[121]
  
  不言而喻,杰斐逊的思想带有重农主义色彩。他研究过重农学派的许多著作,与法国重农学派尼摩尔交往甚密,因之重农学派对他发生影响是很可以理解的。[122]但是必须看到:重农学派思想中的反民主倾向是他所反对的。比如,重农学派主张私有财产(首先是土地财产)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因而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应该与财产多寡相适应。杰斐逊就反对这个观点。他在批评尼摩尔为南美共和国所草拟的宪法草案时,就尖锐地指出社会构造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社会契约,订立契约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之社会的一切成员在国家形成及统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他质问重农学派道:你们抹煞了没有土地的人的地位,而没有土地的人正是构成自古以来的社会的多数。
  
  不过,总的说来,杰斐逊关于建立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的整个想法,是乌托邦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条件下,要想维持这样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发生分化,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他对于工业、农业的看法,对于工人、农民的看法,也有主观唯心主义偏见。特别是他夸大了小农的品德,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更是不对的。
  
  但是,杰斐逊到晚年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在拿破仑战争中,中立国船只遭到掠劫,使欧洲工业品无法运到美洲来,这就使得他认识到美国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他在1816年就开始了这个改变,他说:在拿破仑战争中,“海盗行为蔓延于陆地和海上,……在这个国际之间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有上千只船被掠劫……这样,我们就完全被从海上排挤出来。……为了独立,为了生活上的舒适,我们就应该自己从事制造。现在我们应该把制造业者放在农民的身旁。……我们是制造自己的生活用品呢?还是不这样做而依靠外国的意志呢?现在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一定是或者希望我们降到对那个外国(指英国——引者注)依靠的地位,或者让我们赤裸着不穿衣服,并且和野兽一样靠穴居生活。我不是这样的人;经验告诉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及舒适的生活都很重要。”[123]
  
  诚然,美国应该工业化到什么程度,是否让它发展到超出本国需要之外并且与外国竞争的程度,他还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及幸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态度:他对于工业化的估价,不是按照资本家的帐目表,而是按照社会的帐目表(亦即人民的幸福)来衡量的。[124]

 

  废除黑人奴隶制
  
  早在1770年杰斐逊就公开反对奴隶制度,认为这个制度破坏了人的自然权利。[125]后来他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一文中又强调了这一点。[126]在1776年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原稿中,他郑重宣布:奴隶制度就是“向人性本身进行的残酷的战争”,它侵犯了黑人的“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127]同时,杰斐逊之反对奴隶制度也出于对于黑人奴隶的同情心。他在1786年指出,黑人在北美奴隶制度下面每一小时所蒙受的苦难,比北美白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蒙受的“几百年的苦难还要深重。”[128]而且,杰斐逊还从奴隶制度给白人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角度反对奴隶制度。他认为奴隶制度会败坏奴隶主阶级及其子女的道德,也会养成白人好逸恶劳的恶习。[129]
  
  杰斐逊并没有把反对奴隶制度停留在言论上,他还采取了行动:1779年他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正式提出了关于解放奴隶的法案,该法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是他在法案中提出的解放方案却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按照该法案,在法案通过后出生的一切奴隶都应该得到解放。他们应该和双亲一道生活一个时期,并且由政府出费训练他们的职业技能,一旦到成年时,就把他们送到美洲大陆腹地,在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直到它强大得足以自立时为止。在移出黑人的同时,也把同样数目的白人移民从欧洲招来,以取代黑人的位置。[130]那么为什么他要求把获得解放的黑人移出去呢?他的理由是:“白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对于他们所受虐待的大量回忆;新的挑拨;自然所造成的真正的差别;以及许多其他情况,将把我们分成党派,引起骚动,结果只能导致一个种族或另一个种族的歼灭。”[131]
  
  杰斐逊之提议移出黑人,也出于对黑白人种混血的恐惧。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写道“在罗马人中间,解放奴隶只需要一次努力。那里的奴隶在得到解放时,可以和主人混合而不致于玷污主人的血液。但是在我们这里,还需要第二次努力,这是史无前例的。当被解放时,他应该被移出去,以避免混血”。[132]
  
  那么,他又为什么主张采取缓和的步骤解放黑人奴隶呢?1821年他解释道:“自然,习惯和见解在他们之间(指黑人与白人之间——引者注)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过程应该缓慢,以便使这个罪恶不知不觉地消亡,……假如相反地用强力手段推行的话,人性会对于出现的前景感到吃惊的。”简言之,他担心如果采取激烈的办法立即解放奴隶的话,会引起社会的动荡。[133]
  
  从这里不难看出,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是一下子解放,而是长期缓慢的解放;解放后不是把黑人留在国内,而是把他们放逐到国外去。这充分说明杰斐逊也未能彻底摆脱种族主义及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影响。其实,杰斐逊解放黑人奴隶的计划之所以如此不彻底,还有更为深远的原因:他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家中蓄有大批奴隶,而他一直没有解放他们。

 

 小结
  
  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并不是他凭空构想出来的,它的产生是有其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渊源的。
  
  首先,杰斐逊吸取了从古代希腊、罗马到18世纪的许多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精华。
  
  有人认为他受17世纪英国思想影响比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为大,甚至主张前者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134]也有的人强调他偏爱法国启蒙思想,而不大喜欢英国的东西。[136]其实,笼统地说杰斐逊受英国影响大或法国影响大,是不科学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杰斐逊并没有全盘接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我们只能说他特别喜爱法国启蒙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倾向(如卢梭、马布里等人的思想),而远离人民的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是他所厌恶的。关于孟德斯鸠,他说过这样的话:“我高兴听到人们把那位作家降到恰如其分的水平,因为他对于君主制,特别是英国君主制的偏爱,他到处害人,这里(指美国——引者注)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他的毒害。”[136]在另一方面,杰斐逊也吸取了英国17世纪思想学说中的某些要素,特别是洛克的思想,尽管他摈弃了洛克思想中的非民主成份。
  
  然而,杰斐逊民主思想的更为重要的来源是人民群众。正是由于他经常接近人民,同情人民的遭遇,人民的渴望和感情才成为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他的民主思想是由于向人民吸取滋养而成长起来的。
  
  杰斐逊虽然出身于贵族,但是他与一般高踞于人民之上的贵族不同,他经常接近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他日常出门时很少坐车,而喜欢骑马,因为他感到这是接近下层的最好办法。在策马出游时,他习以为常地在小农或手工业者家门前下马,与他们攀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他写道:“每个国家的政治都值得严肃的研究,特别是在内政方面。要研究它对于人民福利的影响。要利用各种可能进入劳动者家中,特别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注意他们吃的什么,穿的如何,他们是否被迫进行过于紧张的劳动。”[137]正是由于经常接触下层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才产生了杰斐逊的民主思想。
  
  杰斐逊幼年居住在弗吉尼亚边疆地区。这里的民主环境也是塑造他的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出生在弗吉尼亚边境的农业地区,他在8岁以前还未见过超过20家的村庄。他的邻居和同辈人都是参加地方政府管理的刚劲精干的边疆民主派分子。他所熟悉的都是边疆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的自然经济。他耳濡目染了边疆的朴素自然的民主生活。因此,对于民主的信仰,对于农业的热爱,自幼就扎根在他的思想深处。[138]
  
  最后,他之出使法国及旅游欧洲,使他亲身接触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封建统治下的暴政及其积弊,这使得他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自由的必要。
  
  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劳动农民的要求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杰斐逊痛恨暴君及一切压迫者,反对贵族特权,反对奴隶制度;他厌恶资本主义社会,强调自由和平等,反对贫富悬殊现象,向往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这一切都表明他捍卫的是劳动农民的利益,他反映的是劳动农民的梦想和渴望。他所追求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权利的小农共和烟,正是美国广大劳动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
  
  但是,在杰斐逊的思想里是精华糟粕并存,是良窳互见的,其中既有大量的积极成份,也有不少消极成份。他之反对奴隶制度,反对贵族门第特权,反对暴政,主张限制权力,维护人民的革命的权利及人民的民主权利,重视教育等等,都是适应时代前进的潮流,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其中有不少真识灼见及独到的见解。但是他幻想使美国摆脱资本主义矛盾,使它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倒退到田园式的小农社会,这无疑是空想的。这充分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局限性。这是他思想中的消极面。而且,即使他的思想主张中的积极部分,他也没有认真坚决地把它们贯彻到实际中去。在他任美国总统的八年当中,他并没有充分地把自己的抱负和主张付诸实施,在许多地方他与现实妥协了。
  
  虽然如此,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应予肯定的。第一,他的民主义纲领,在独立战争期间、战争后年代以及他担任总统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民主化。第二,他为美国民主传统奠定了基础,他的民主思想一直是鼓舞美国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及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注释:
  
  [1]帕林顿(VernonLouisParrington):《美国思潮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
  
  AmericanThought),纽约,1954年,第1卷,第300页。
  
  [2]科克和佩登(KochandPeden):《杰斐逊的生平和著作选》(TheLifeandSelected
  
  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第624页。以下引用时简称《生平和著作选》。
  
  [3]同上书,第672-673页。
  
  [4]同上书,第711-712页。
  
  [5]梅利亚姆(EdwardMerriam):《美国政治学说史》(AHistoryofAmerican
  
  PoliticalTheories),纽约,1920年,第162-163页。
  
  [6]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73页。
  
  [7]同上书,第711-712页。
  
  [8]同上书,第672-673页。
  
  [9]潘凯克(Pancake):《革命的哲学家:托马斯·杰斐逊著作选》(Thomas
  
  Jefferson:RevolutionaryPhilosopher;ASelectionofWritings),第22页。以下引用时简称《著作选》。
  
  [10][11]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同卷,第360页。
  
  [12]博伊德(Boyd):《杰斐逊全集》(ThePapersofThomasJefferson),第10卷,第244-245页。
  
  [13]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04页。
  
  [14]方纳(PhilipFoner):《杰斐逊著作选》(ThomasJefferson,SelectionsFrom
  
  hisWritings),第55-56页。
  
  [15]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411-412页、382页。
  
  [16]马隆(DumasMalone):《杰斐逊与他的时代》(JeffersonandHisTime),第2卷,第156页。
  
  [17]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81页。
  
  [18]同上书,第654-655页。
  
  [19]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3卷,第47页。
  
  [20]前引《著作选》,第39-40页。
  
  [21]马隆(DumasMalone):《作为政治领袖的杰斐逊》(ThomasJeffersonAs
  
  PoliticalLeader),第50页。
  
  [22]前引《美国政治学说史》,第153-15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24]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175页。
  
  [25]前引《杰斐逊全集》,第1卷,第134页。
  
  [26]同上书,第423页。
  
  [27]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223页。
  
  [28]帕特森(Patterson):《杰斐逊的宪法原则》(TheConstitutionalPrinciplesof
  
  ThomasJefferson),第103页。
  
  [29]前引《杰斐逊全集》,第1卷,第123页。
  
  [30]前引《杰斐逊著作选》,第52页。
  
  [31]同上书,第52页。
  
  [32]前引《著作选》,第107-108页。
  
  [33]前引《杰斐逊全集》,第1卷,第423-424页。
  
  [34]同上书,第12卷,第356页。
  
  [35]同上书,第378页。
  
  [36]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21-522页。
  
  [37]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xviii页、xiii页。
  
  [38]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21-522页。
  
  [39]前引《杰斐逊全集》,第12卷,第356页。
  
  [40]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158页。
  
  [41]前引《杰斐逊全集》,第11卷,第92-93页。
  
  [42]莫尔斯(JohnT.Morse,Jr):《杰斐逊全集》(ThomasJefferson),波士顿,1890年,第91页。
  
  [43]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166页。
  
  [44]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54-655页。
  
  [45]同上书,第681-682页。
  
  [46]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3卷,第47页。
  
  [47]前引《杰斐逊著作选》,第17页。
  
  [48]转引自《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第67卷第3号,第647页。
  
  [49]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70页。
  
  [50]同上书,第670-673页。
  
  [51]同上书,第618页。
  
  [52]前引《著作选》,第31页。
  
  [53]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711页。
  
  [54]前引《著作选》,第23页。
  
  [55]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238-239页。
  
  [56]前引《杰斐逊著作选》,第57-58页。
  
  [57]多德(WilliamE.Dodd):《旧南方的政治家们》(StatesmenoftheOldSouth),纽约,1929年,第73页。
  
  [58][59]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379页。
  
  [60]比尔德(CharlesBeard):《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TheEconomicorigins
  
  ofJeffersoniandemocracy),第467页。
  
  [61]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238-239页。
  
  [62]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70页。
  
  [63]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57页。
  
  [64][65]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380页。
  
  [66]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98-99页。
  
  [67]同上书,第100页。
  
  [68]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59页。
  
  [69]前引《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第452-453页;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380—381页。
  
  [70]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06-107页。
  
  [71]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662页。
  
  [72]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06页。
  
  [73]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51页。
  
  [74]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04-109页。
  
  [75]同上书,第109页。
  
  [76]前引《著作选》,第212-213页。
  
  [77]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97页、52页。
  
  [78]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74-175页。
  
  [79]比尔德夫妇:《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第379页。
  
  [80]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83页。
  
  [81]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44-545页。
  
  [82]前引《美国文明的兴起》,第2卷,第380页。
  
  [83]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83页。
  
  [84]同上书,第53—54页。
  
  [85]前引《杰斐逊著作选》,第14页。
  
  [86]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85页。
  
  [87]前引《杰斐逊全集》,第2卷,第49页。
  
  [88][90][91]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85-186页。
  
  [89]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76页。
  
  [92]前引《杰斐逊的宪法原则》,第181-182页。
  
  [93]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275-276页。
  
  [94]前引《著作选》,第321-323页。
  
  [95]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51-52页。
  
  [96]转引自《美国历史评论》,第58卷,第1号,第25-26页、23页、30-31页。
  
  [97]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488-492页。
  
  [98][99]前引《著作选》,第36-39页。
  
  [100][101]前引《著作选》,第36-39页。
  
  [102]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714页。
  
  [103]前引《著作选》,第37页。
  
  [104]同上书,第39页。
  
  [105][106]同上书,第25-26页。
  
  [107]前引《美国历史评论》,第61卷第2号,第345页。
  
  [108]前引《著作选》,第29页。
  
  [109]前引《杰斐逊全集》,第8卷,第682页。
  
  [110]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411-412页。
  
  [111]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129页。
  
  [112][113]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389-390页。
  
  [114]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254页。
  
  [115]前引《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第378页。
  
  [116]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384页。
  
  [117]同上书,第280页。
  
  [118]前引《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第426页、424页。
  
  [119]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377页。
  
  [120]前引《著作选》,第113-115页。
  
  [121]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2卷,第430页。
  
  [122]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46页。
  
  [123]前引《著作选》,第114-115页。
  
  [124]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48页。
  
  [125]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176页。
  
  [126]前引《著作选》,第54-55页。
  
  [127]前引《生平和著作选》,第25页。
  
  [128]前引《著作选》,第307-308页。
  
  [130][131]前引《杰斐逊与他的时代》,第1卷,第364-366页。
  
  [132]前引《著作选》,第315-316页。
  
  [133]同上书,第306页。
  
  [134]前引《美国政治学说史》,第167-169页。
  
  [135]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43页。
  
  [136]前引《美国政治学说史》,第167-168页。
  
  [137]前引《杰斐逊著作选》,第21页。
  
  [138]前引《美国思潮中的主流》,第1卷,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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